我现在旅居在国外的女儿家中。每年在合家欢度中国传统春节的前后，都要碰到西方人的情人节。西方的情人节是在公历2月14日。每到这一天，女婿下班回家的时候，都会带一束鲜艳的花束，还会带一点巧克力。算是给我女儿，也是给合家过情人节的礼物。这就是西方的民俗节日了。

民俗是有地域性的。过这样的情人节，我们中国人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人就有点不习惯。因为，在老年中国人眼中，情人总是指尚未结婚正在热恋中的男女。情人结了婚那就是夫妻了，年轻时叫小夫妻，年龄大了就是老夫老妻。夫妻之间就是老公老婆，不大称老情人。听到结了婚还在称情人的，老人的第一反应，就以为是碰到了“小三”、“小四”之类。在海外过洋人的情人节，我们不习惯，不是因为买不起鲜花和巧克力，而是，中国人原来不过情人节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西方文化和民俗也涌进了中国广袤的土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盛行过的是圣诞文化，不是基督徒的人，也过圣诞节，吃圣诞大餐，咬火鸡肉，雪片似的发圣诞卡。当然，热闹了几年，不是基督徒的中国人发现圣诞的圣不是孔圣人的圣，于是圣诞热冷了下来了，过年商店出售的卡片上，圣诞快乐的字样变成了新年快乐和春节快乐。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模仿西方的情人节，为青春中的恋人安排一个节日，赚点辛苦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中国人历来有融合异域文化的能力，于是，有人就将中国的情人节安排到农历七月初七日，将中国原有的七夕”乞巧节”当成了中国的情人节。这个做法不能说不巧妙，只是有人将乞巧节的农历七月初七日也改成了公历7月7日。不知道这节日主角牛郎和织女会不会使用全球电子手表，会不会耽误了王母娘娘规定的鹊桥相会的农历日子。

文献介绍，西方的情人节包含一个典故。说的是公元三世纪的时候，罗马帝国有个暴君叫克劳多斯。克劳多斯鼓吹暴力，疯狂打仗。打仗需要男战士，克劳多斯就下令所有男子都要上战场，一律不准订婚和结婚，已经订婚的要全部解除婚约，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。据说，就在暴君克劳多斯的宫殿旁边，有一座神庙。那个时候，人们结婚都要到神庙举行婚礼，接受祝福。神庙里有一位修士，名叫瓦伦丁。瓦伦丁对于暴君克劳多斯非常不满，他自己作为修士要献身上帝，不能结婚，但是，他热诚地为订婚和结婚的男女百姓服务，反抗克劳多斯，坚持为百姓举行婚礼仪式。暴君克劳多斯得知瓦伦丁反抗他的旨令以后，就派兵冲进神庙，把瓦伦丁抓了，关进地牢，并且在公元270年2月14日将瓦伦丁折磨致死。

西方人为了纪念这位献身于基督教事业、为百姓婚恋和结婚服务的修士，就把2月14日定为情人节。西方情人节的内容，同当事的情人们并无直接关系，它要歌颂和怀念的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，歌颂他忠于信仰，为上帝牧羊。因此，西方人过情人节，教堂里没有什么纪念瓦伦丁的活动，节日的仪式通常只就情人间馈赠鲜花礼物。故事里说，有一位主教（公元270年的主教可以结婚？）的女儿倾慕瓦伦丁，在瓦伦丁临刑前，向这位修士献上了自己做的巧克力，表达感情。因此，后人过情人节，常常要赠送巧克力。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，这个故事如果属实，那么巧克力在节日里就不应该送给情人，而应该送到教堂的祭坛上，作为给瓦伦丁的供品。现在将巧克力送人，是不是有诅咒收礼物的人的含义？

中国人很早就有歌颂情人为爱情矢志不渝的故事，那就是牛郎织女的神话。文献上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，可以追溯到《诗经》的《大东》篇。《大东》有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”和“睆彼牛郎，不以服箱”之句。到了东汉时，《风俗通义》一书，明确记载说，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鹊为桥”。 可知在东汉时，牛郎织女分在天河二边，由鹊成桥而织女渡河，与牛郎相会的故事，已经成形。相传成诗于魏晋时期的《古诗十九首》中的第十首就是一首描写织女盼望与牛郎会面，终日涕泣如雨的诗歌。诗称：“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”。

民间流传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已经有二千年了。虽然各地口传故事略有不同，但是基本情节是一致的。《中国民间故事珍藏系列·神话》收有《牵牛星和织女星》的故事。在这个版本里，牛郎织女故事把四个中国民间故事的类型揉合在一起。

一开始是兄弟分家，恶嫂害牛郎弟未成；

其次是牛郎放牛，老牛救主报恩；

第三是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沐浴，牛郎偷裙留住织女。

第四是牛郎织女夫妻和睦，生养二子，王母娘娘发现后，下凡追索织女回宫，牛郎挑担携二子紧追。王母以金簪划出一条天河，阻断了夫妻的来往。临别时，织女从袖子里取出织布用的榴子扔向牛郎。于是，浩渺的天河两边，分别有了织女星和牵牛星、榴子星。在牵牛星的旁边还有二颗小星星，那就是牛郎挑的二个箩筐里的小儿女。

近二十年里，随着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化的影响，中国社会的人们有了情人节的需要，于是，人们将传承二千年的七夕故事当作中国情人节的内容，并且赋予七夕乞巧节以新的内容和形式。这应该是中国民俗文化自然而然的随民意变化而变化的实例。但是，中国人没有生搬硬套西方情人节的那一套，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丰富了世界民俗情人节的宝库，因为，中国的新情人节的内容似乎要丰富一些。

首先，西方情人节是颂赞为情人服务的基督教修士，颂扬修士的基督信仰。因此，情人节关心的是为情人主持婚礼的修士而不是主角情人。中国情人节不同。中国情人节是颂赞牛郎织女，颂扬的是他们对爱情的矢志不渝。中国人关心的不是修士生的生活而是牛郎织女过得怎么样。清代江仲瑜《羊城竹枝词》有词问道：“年年乞巧届新秋，瓜果筵开水上接。到底鹊桥曾渡未，拟将此语问牵牛”。

其次，西方情人节抨击了执行惩罚的君王克劳多斯的残暴，中国情人节也批评了拆分家庭的西王母。但是中国故事里对西王母的批评还是有节制的，故事还是做了维系牛郎织女夫妻关系的安排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《七夕》诗称：“鸾扇斜分凤幄开，星桥横过鹊飞逥。争将世上无期别，换得年年一度来“。李商隐用美轮美奂的画面描写牛郎和织女的相会，感叹他们忠贞不渝，还是换来了一年一次的相聚。

第三，东西方两个情人节故事，分别属于两个不同地域的有神论信仰文化系统。但是，西方情人节故事的主角只是一个人间的神职人员，而东方情人节故事的主角也只是个神界的侍女和牛郎，他们都还不是名列基督教和道教神谱体系中的神灵。

第四，西方情人节属于西方信仰文化组成，其衍生到物质文化层面，只是鲜花和巧克力。而中国情人节的信仰文化衍生到物质文化层面的似乎规模要大得多。一是家家户户做油炸的面食巧果，二是各地妇女都在当日举行的巧针游戏，制作绣品等等。

江南的《蒲溪小志》记载，“七日为巧日。以粉面剪各式花样，用油煎而食之，名曰吃巧。制蚕豆，曰兰花豆。巧夕或有陈设瓜果，置小宴款客，曰乞巧会”。

《法华乡志》记载：“七夕，作乞巧会，妇女以凤仙花汁染指甲，向月下穿针。是月，田苗畅茂，乡人兴高采烈，群起赛会，名看青苗”。

浙江的《萧山县志稿》记载：“七夕日，妇女取木槿濯发去垢。士女取瓜果，置盆水露陈庭前乞巧。又剪去小儿臂上端午所系长命缕，曰换巧。好事者或达旦不寐，看天上巧云。”

海南《万州志》记载，“七夕，幼女家设果品于中庭，拜星乞巧。用丝线向星穿针，穿过者谓之得巧”。

由此可见，在中国情人节里，最活跃的是长期处在生活底层的中国妇女的生活及其智慧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七夕“乞巧节”要比西方的情人节意义丰富而有价值。

1 ，王利器《风俗通义校注》，60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。

2，《文选》，下册，915页，岳麓书社，2002年。

3，《中华竹枝词》，第四册，2750页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

4，《七夕》，《全唐诗》，卷539，第16册，6176页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 

5，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·华东卷》，上册，643页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。 

6，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·中南卷》，1121页。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。